| 异地高考的“临川”样本：北京上学老家考试 | ||||
| 时间:2017-01-18 来源:admin | ||||
| 张雷清楚记得，知道北京临川学校是在去年七月的一天，晚上九点，挂完告诉他消息的江西朋友电话，十分钟都不到，就连夜驱车赶往昌平郊区。 六环之外，灯光越来越稀疏。三小时后，抵达已是深夜十二点。 儿子已经中考，高中却还没有着落，这个外地孩子的家长心急如焚。 临川学校的存在犹如救命稻草：坐标北京，对外地学生不设门槛，有全国统一学籍，上全国教材，将来可以回原籍高考，符合条件也可以在江西参加考试。 虽是民办校，但有江西公立名校班底，校风严格。 像张雷一样星夜兼程紧急造访的家长不在少数。北京临川学校的存在，虽有家长的无奈之感，也是人口流动和教育资源分配冲突现状之下的一种缓冲和探索。 一线希望 为了儿子上高中的事，张雷已经焦虑了大半年。张雷祖籍山东，小时候随父母到新疆，儿子是新疆户口，在北京无法参加高考，也无法进入公立高中读书。 接待他的招生老师，耐心听完一肚子苦水，像迎接很多第一次远道而来的家长一样。 深夜造访，虽然感觉校舍偏远清冷，硬件也和儿子之前上的人大附中西山校区相距甚远，但他至少有个底了。 这所学校，不需北京户口或居住证，上的是全国卷教材，入学就有全国统一学籍，可确保孩子不用离开北京，三年高中后，至少可以去江西或原籍高考。 第二次到学校和校长详谈之后，张雷快速下了决心，带儿子来报名。 在此之前，他已经去过河北的重点中学，也和几家以出国留学为目标的国际学校谈过，但都不满意。 河北重点校要求在当地高考，竞争激烈，学习强度恐怖，他不希望儿子压力过大，也不希望他过早离开身边。以留学为目标的国际学校，张雷则认为风气不好，有家学校明确提出，先交2万，考上了直接进，考不上花钱也能买进去，“作风不正，我不希望孩子去这样的地方读书。” 在最后关头，得知临川学校存在的张雷激动不已，但儿子的第一反应是不愿意。他之前的期望是：“找一所和初中人大附中西山校区一样好的学校。” 父子战斗了一段时间，还爆发大冲突。下围棋的儿子一向沉稳懂事，突然变得无法沟通。 “要上你们自己去那里上！”张雷第一次动手打了儿子。他后悔，但无奈。“孩子不明白什么政策，他唯一能恨的就是身边最亲的父母。” 最终，一家人还是开车送儿子去临川面试，穿过村子和空旷的马路，儿子沉默了一路。 当时儿子中考成绩已经出来，500多分，因为中考前心态不稳，有所退步。 但在临川学校办公室里，经验丰富的校长魏媛媛对急躁的张雷说，让我来跟孩子谈谈吧。家长和孩子之间僵持的场面，她并不陌生。交谈之后，她称赞了张奕超的中考成绩和围棋天赋，并表示，学校非常欢迎他来学校就读，并愿意提供奖学金激励他努力进步。 张雷看到，张奕超的眼神有了微妙变化。之前那股别扭劲似乎一下子松了。“我很感动，我看孩子也感动了。就是有种被接纳的感觉。” 回去的车上，气氛轻松了很多。张雷跟儿子开玩笑：“儿子，你成土豪了，请我们吃饭吧。” 一家三口找了家饭馆吃了顿中饭，这大半年的奔波、矛盾、郁闷，总算有所释放。 报完名后几天，两位临川学校老师坐公交过来给张雷的孩子送了两本作业，天气很热，他们坐车单程就要3小时，“太暖人心！” 上高中的事儿就这么定了。 像张雷一样星夜兼程、冒着酷暑或大雪紧急造访临川学校的家长不在少数。此前，因为孩子上学的事儿，这些家庭都已经历了长期煎熬，在送回老家、考虑出国、去河北等选项中徘徊已久。临川学校的存在，戳中了这些家庭的痛点。而学校的创办，也是外地人在北京越来越高的求学门槛下的无奈创举。 校长魏媛媛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准时到集合点迎着朝阳向学生问好，激励学生开启充满干劲的一天。然后全校四、五百名师生整齐列队，绕校园晨跑。 跑完步，是早读时间，为了训练朗读能力和记忆能力，学校规定学生要站着大声晨读。老师在讲台上领读，学生们跟着齐声朗读。 这样的画面被老师们拍成小视频，发在家长群里，家长群里一片称赞。 晚自习时间从6点40开始，9点20结束，初高三延后。下晚自习，班主任总结一天班级情况，一天学习才能结束。 在不大不小的校园里，找到魏媛媛并不难，大多数时间，她都在校长办公室，不是接待各类到访者，就是开会座谈、听课或和前来面试的家长、孩子聊天。 晚上，看到有一孩子还逗留在走廊，魏媛媛走过去问：怎么没进教室？孩子看上去不舒服，她嘱咐其赶紧去校医务室。像一个大家庭的长者。 走在校园里，她每天都能接受到学生“魏校长好”的问候，甚至有孩子会鞠躬行礼，这让她感到骄傲：“做什么事业能拥有培养孩子这样的成就感呢？” 魏媛媛曾是第四届全国优秀英语老师、江西重点中学临川二中原工会主席，2013年担任北京临川校长至今。 回顾起学校从最初的七十几名学生起家，到今天四、五百名师生初具规模的办学经历,她非常感慨:“我们都知道，北京的教育资源是有限的，全国各地的人都在这里上学，北京的教育资源满足不了。再者，这个城市的承受能力也容纳不了。北京现在是一个两难的境地，外地人在这里上学很难，如果放开高考北京承受不了。我们应表示理解，与其抱怨去打“口水战”，不如寻找一个更好的方式，来缓冲眼下的矛盾和冲突。” 魏媛媛介绍，这所学校是由来自临川并从事过教育事业的胡雨龙先生牵头，企业家陈显荣等人投资，临川一中原校长卢国兴任第一任校长，于2012年创办起来的。 当时初步估计北京有40万人江西人在北京打拼。在特大城市人口膨胀、限制外来人口的大趋势下，江西人的子女也面临着入学难的问题。建校初衷，便是帮江西老乡解决孩子上学问题。 京城寸金寸土，校舍选址则几经周折，一直搬到现在已经是第三个校址。学校地处六环出口处，吉利学院园区内。虽然在偏远郊区，但胜在环境幽静，设施齐全，“这就是学校该有的样子。”魏媛媛满意地说。 2012年刚开始招生时，知道消息的江西商会老乡，送来了第一批七十多个学生。后面口口相传，逐年增加到100多，200多，现在已有400多名学生。 2015年，江西省取消自主命题、推行全国卷后，临川学校开始接收外省学生。 今年，随着北京幼升小教育资源的紧张，“五证不齐”的“北漂”孩子面临小学都上不了的问题。学校又应家长要求开了小学班。 “现在已经又有家长希望我们办幼儿园了。得按规范来。”魏媛媛说。 魏媛媛介绍，学校现在虽然百分之七八十的生源是江西籍，但其他孩子来自五湖四海，覆盖全国20个省份。 孩子们的家长则主要是小中产，做生意、开厂的，也有少部分白领阶层甚至大学教授。他们在北京打拼多年，为孩子上学离开这个城市放弃事业也不甘心。于是成了最纠结的阶层。
小候鸟 来临川的孩子，不少都有过和父母分离做留守儿童的经历，有的则在老家和北京之间反复辗转，是动荡不安的小候鸟。 钟子洋是今年9月临时跳上火车，从老家江西瑞金来临川的。他已经在本地报了名，领了书本。 能回北京，钟子洋虽然高兴，但也有些犹豫，毕竟他已经历多次转学。 但在参观了北京的宿舍后，他立刻决定回来了。在老家，一个宿舍住16个人，走廊上甚至加了两个床位。没有淋浴，要自己打水抬上楼。而在临川学校，一个宿舍6个人，条件也好很多。 这不是钟子洋第一次回到北京。 六岁前，因为父母在外打拼无暇照顾，钟子洋在农村爷爷奶奶身边长大。虽然爷爷奶奶很疼他，但他至今记得那种孤独的感觉。 “有小偷，狗叫，没有灯，晚上点蜡烛，很害怕。” 六岁时钟子洋被父母接回北京上小学。此前他已经在老家读了一遍一年级。 “两个一年级有质的差别。”老家是泥土墙，一排板凳，除了在家里看电视写作业无事可做。北京都是木质桌椅，还有春游。老家的孩子很多是留守儿童，比较内向，北京的学生一开始就跟他打招呼。 “以前就认为北京好，来了也觉得好。”父母在，玩的地方也多。他原本以为自己可以一直待在父母身边了。但小学毕业又被送回老家上初中。 “前两年都很难受，不想跟他们说话，方言也听不懂。”虽然在老家生活过，但回去依然感到很陌生。课也跟不上。原来一个班有30个学生，现在一个班有80个人，自己坐得靠后太吵也听不见。 这些又勾起了小时候那种孤独无助的记忆。钟子洋再次封闭自己。 直到初三，钟子洋才慢慢融入了，开始听得懂方言，有了朋友，却再次面临转学。 但这次回北京的适应却比想像快得多，回到父母身边的钟子洋变得很“啰嗦”，周末回家能把父母聊烦了。“挺高兴的。”虽然偶尔也会想念老家的朋友。 提到江西老家，钟子洋有复杂的感情。但13岁的女孩韦靖宇则对“老家”毫无认同感。 2003年，因为非典回到江西鹰潭出生后，韦靖宇一直生活在北京东城。内心深处，她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北京孩子。 小学在崇文门小学，初中在前门外国语读了半年，考虑到中考不太方便，今九月转学到临川。 老家于她曾是个遥远的存在，是家乡堂哥口中“早上4、5点起床啃个馒头就上学，晚上学到1、2点，因为穷，只有读书一条出路”的地方。 “要是回去，我肯定受不了。” 以前，听到老家朋友看她的试卷感叹“你们的题好简单啊”，韦靖宇只觉得庆幸。但在得知自己要回去高考后，一想到将来要和这些孩子竞争，就忐忑不安。 临川学校的学习强度比她之前上过的公立学校都高很多，刚来时也偷偷哭过。但经过两个月的适应，韦靖宇已经进入了节奏，至少心里踏实了。 “现在努力了，以后回去也有了底气。之前在前门读书时，老想着，哎呀，学的都不一样将来怎么办？”
因为修路，临川学校正门目前被封闭在工地之内，只能从吉利学院正门进入。不知道的人不会想到，吉利学院一角，掩藏着几百个外地学生的高考梦。 主教学楼前，“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的竖匾很醒目。教学楼内，则挂着临川名人汤显祖、王安石等古人画像。提示着1500多公里外的江西临川，曾是著名的才子之乡。 因为求学遇阻，孩子们来临川之前都有过不被接纳的阴影。 有的虽在北京公立校读书，但总觉得借读在人家的学校，不踏实。有的被送回老家后，自暴自弃干脆辍学。被父母临时拉回来。 孩子们来自不同的土壤，学习基础参差不齐，心态也不稳定。“学校要在短时间内帮助他们走上正轨，进入统一的临川节奏。” 魏媛媛说，学校创始人胡雨龙制定校训时，把“阳光、自信”放在了“笃学、超越”前面，就是看到了学校的特殊性，学校首先希望帮助这些孩子开心起来，正确地认识自己、看待社会。 因为孩子在北京受歧视，家长普遍怨气重，学校也“教育”家长，不要在孩子面前发牢骚，表现太多的负能量。 有了落脚之处后，对面临回老家高考的孩子来说，成绩始终是硬杠杆。
建校之初就从江西来到北京的老师王志奇介绍，“这里的孩子大部分在北京上过学，也许是动荡的经历，一些孩子对学习认识不足，学习动力不大，知识基础和学风的提高都要花功夫。” 为了抓学风，学校采用封闭式半军事化管理，所有学生和老师一起住校。4名教官，不仅教孩子们生活自理，把被子叠得像豆腐块，也帮助维持教学秩序——谁在课堂打瞌睡都逃不过他们的“法眼”。 为了促进诚信和考风，学校专门针对有“苗头”的孩子设立特殊考场，校长亲自监考。 学校对学习基础弱的孩子有特别的“导学”策略，那就是学校直接将“三本”推广到全校——每个学生都有笔记本＋作业本＋错题本，老师批阅签字，校园宣传栏中常有学霸晒笔记。老师出题下手也比北京老师“狠”。每次月考，学校的试卷被上传网上，都有几百万上千万下载量。 去年从江西重点中学抚州一中来到北京临川学校的老教师冯健说，虽然这所学校生源目前不如江西重点学校拔尖，但在公立名校从事教育30年的他能够感受到这个民办学校的上升趋势。学校经营也从这几年的亏损中，逐渐走向收支平衡。 2015年，北京临川学校迎来第一次高考：高三毕业生30人，达重点线2人，达本科线以上有11人，全部考生都超过了大专（高职）线。 2016年，高三毕业生33人，达重点线6人，达本科线15人，达线率45.4％。 两届都有学生考入首都师范大学等北京的学校，通过在外地参加高考，重新回“家”。 随着生源倍数扩张，这所专为“北漂”孩子创建的民办校，从最初的“让孩子有学上”，到“狠抓成绩”、“情商培育”，正彰显出“办一所负责任的适合孩子健康成长的学校”的长远目标。 “我对临川学校是很感激的。”家长张雷说，不指望孩子一定考北大清华，只希望孩子能过一段正常的学习生活，在需要的年龄留在父母身边，形成健全的个性。 张雷知道，儿子是北京市的围棋小明星，曾经多次代表学校在国内外比赛中夺冠，也曾因围棋成绩被选拔到人大附中西山学校，却在升高中时不被认可，心中不是没有遗憾。 现在，张奕超已经在临川两个多月，从最初的抵触到逐渐适应，上次月考成绩是班级第二名。他还参加了临川学校的围棋社团，并且是社团教练，开朗了不少。 尘埃落定，谈及之前因择校和父亲“战斗”的经历，围棋少年张奕超说：“那时候是我执迷不悟吧。” 栏目：聚焦人物 作者：张亚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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