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试制度改革符合人才培养规律 ——专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
| 时间:2015-05-06 来源:admin |
摘要：被长期诟病为“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终于迎来了改革契机。 被长期诟病为“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终于迎来了改革契机。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近日，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透露，明年上半年将发布考试制度改革总体方案，以及高考改革等各领域的改革实施意见，有条件的省份开始综合改革试点或专项改革试点，2017年总结成效和经验，推广实施，2020年基本形成新的考试招生制度，各省（区、市）最迟2014年年底前出台本地区具体实施办法。 《凤凰周刊》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储朝晖先生，他对高考招生历史理论和现实问题有长期研究，他提出，学校自主招生有利于更全面考核学生素质，对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学生会更为有利，是一种更为公平的考核机制，此次改革方向符合人才培养规律。 记者：此次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校依法自主招生的机制，你如何看待这项改革？ 储朝晖：这项改革，实际上是我们多年呼吁的结果，直到现在，改革方向才基本确定了下来。我认为它符合国家战略，符合人才发展和高校发展需要，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决定。 多年以前，我们就呼吁要建立高校自主招生，由专业组织进行考试的高考招生制度，但是一直没有实现，原因就是很多人认为，考试是最公平、最合理的，虽然它不是最好的制度，但是也不是最坏的。到了1999年以后，高校扩招，招生人群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考试还是老的办法，用单一标准去评价所有的学生，这就使得考试制度越来越跟不上社会发展步伐，也跟不上学校和教师的发展需要。 《决定》的相关表述，准确切合了现在考试当中存在的问题，招生和考试分离后职责更明确了，招生由学校自己决定，考试由专业机构来实施，政府从这两方面退出后，现行招生制度将从以行政为主导的计划招生，转变为以专业为基础的自主招生，这样可以通过多方面了解考生情况。 记者：可能长期以来，大家都认为考试是相对公平的，所谓“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尤其对农村学生而言，综合素质可能没办法跟城市孩子竞争，只有考试是唯一可以竞争的砝码。 储朝晖：这其实是长期以来的一种误解，大家以为现有的高考招生制度是公平的，这只是形式上的公平，实质上是不公平的，而且是系统性的不公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差异，不同发展区域的学校，都以分数作为准绳，看似公平，实际上由于城市教育资源更好，城市学生考同一个分数要简单得多，相反，农村学生要付出更多努力。 比如，北京四中或人大附中的学生考80分，跟偏远落后地区的学生考80分，两个80分之间是不可比的，但现有的系统把它当成一样的，这是一个系统的不公平。在专业的评价下，就会考虑你是在什么样的教育条件下取得的学习效果，会进行综合考虑，如果仅仅考虑分数，就可能会埋没掉很多人才。 其次，就是结合高考加分等其他因素，我们对985高校的入学率做过系统比较，统计数据表明，各省之间的招生计划相差数十上百倍，那么如何去调整如此大的差距呢？通过权力进行调整，所以到最后，就是一个权力的博弈。此外，包括异地高考问题，都是权力不好处理。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呢？最终就必须打破这个计划体制，让考生和学校之间直接去选择，这才是一个实质的公平。 记者：目前公众对这一改革，可能还会有很多思想观念上的障碍，最大的障碍就是担心发生腐败，毕竟中国人民大学自主招生腐败案还历历在目。 储朝晖：对于这种担心，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确确实实发生了这样一些事情，不只是中国人民大学，还有其他一些学校，都存在着招生腐败问题。 但是，很多人没有分析腐败的根源，它不是因为自主招生，而是因为自主招生背后的行政主导体制，不是自主招生有问题，而是不受监督的行政权力和计划体制存在问题。就像当年计划体制下的价格双轨制，不是市场有问题，而是计划有问题。但是现在公众可能难以理解，所以要做很多解释工作。 怎么去解决这个腐败问题呢？就是要有专业的招生体制，同时也要公开透明地接受监督，包括来自家长、考生的监督和政府的监督，而此前的制度，行政权力完全不受监督，存在很多灰色区域；而专业的权力，本身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公开的，它通过专业做出的判断，是能够得到大家认可的。 选择招生老师的时候，应该是由各个学校组织专业的招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学校通过一定的程序来选。选择的标准，不是由政府行政部门统一制定，而是每个学校自己制定，这样可以发挥学校的自主性，订的标准也是有差异的，比如研究型大学跟一般大学就不会一样。 记者：专业的招生委员会是否就不会腐败呢？大家可能还是会怀疑，毕竟他们有太大的自由裁量权。 储朝晖：腐败的可能性还是存在，但是从系统上来讲，监督一个学校或一个教师，远比监督一个省招生办或者原来带有行政色彩的招生办，或者是省属教育部门来得更加容易，因为它的层级更低，监督起来就更容易。而且监督者范围更广，会有更多人参与监督，包括考生、家长和它的上级主管部门。 如果要监督一个很高的权力，实际上是很难的，很多人没办法监督。所以从系统上来说，我认为它腐败的可能性更小，当然不是没有可能。那怎么样去做到更规范呢？美国有很多高校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比如说面试环节，通常是男性教授较多，打分可能有性别差异，对于外貌漂亮的女生可能会打更高分，而对于素质更高但外貌较差的男生，可能打更低的分，会存在以貌取人的可能性，但总体来说其公平性要远远优于只考虑分数的体制。 任何一个学校都会想尽办法，招到相对更好的学生，这对农村地区的学生是更有利的。比如说，哈佛大学每年都会录取很多来自农村地区的学生，这些农村学生都是有一定才能的，尽管他们经济条件可能不够好，但绝不会成为影响学生被录取的因素。 记者：确定为学校自主招生以后，应该以怎样的标准来招？ 储朝晖：考核一个学生可以分为三个层级，这三个层级构成一个金字塔模型。 最底层的是考生学业成绩，就是考试分数，包括高考会考成绩和平时学业水平测试等，在美国就是SAT（全称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中文名称为“学术能力评估测试”。 中间层级，就是考察学生的社会活动能力，比如参加过什么社会活动，在这些活动中的表现如何，担任什么角色，这些活动能够显示出学生具备哪些才能等。 最顶层的是考察学生的思想特质，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看学生有没有使命感，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有没有志向？有没有领袖力？有没有责任感？比方说看到街上有乞讨者，你是想给他几块钱，还是想改变他的生存现状？或者说如何让这个社会没有乞讨者？如果有后面这种想法，就说明你是有社会使命感的，那么就可以去学习专业知识，比如经济的、管理的和社会福利的知识，来改变这种社会现状。 记者：各个层级在考核评价体系中，所占的权重各是多少？这是否也是未来中国考试制度变革的方向？ 储朝晖：像哈佛的招生，就特别注重这个人是否具有使命感这种特质，如果没有这些特质，即便你考了很高的分数，学校也可以把你否定掉。但是如果你具有这种特质，哪怕你考分低一点，学校也可以把你录取。他们认为，考分主要是显示学生具有学习能力，考分在哈佛的录取中所占的比率，在不同的专业不一样，大致占到25%－40%。而我们长期以来将考分当成唯一的考量依据，这本身就是违背人才成长发展规律的。 这种层级考核，肯定是中国未来发展的趋势，但是它不会是全面覆盖，而是会分层级的。就是说不同层级的大学，招生工作的粗详可能不一样。一些低端的大专学校，可能就参考他高中的学业成绩，甚至不用参加高考也可以直接招生。再高一层级的大学，可能只需要参考高考成绩，而不用面试，只要大致在那个区间就可以被录取。但是再高一层级的大学，就一定要将招生工作做得细致，否则就办不好，像美国哈佛、耶鲁这样的学校，就一定要做这样的工作。 记者：这样操作看似很理想，但招生成本和招生工作量会高很多，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储朝晖：上次我在广东珠海跟当地的教育研究员探讨，他们也向我提出这个成本高昂的问题，我的回答是，你们现在这样上大课，交的学费虽然不多，但是上完课一无所获，没有成才，这样比较，哪个成本更高呢？教育本身就应该是一个细致化的工作，很多人问应该如何培养特殊型人才？这也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只有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更精细的培养，才能够有特殊型人才。 有些人高考分数低，如果后续的教育措施跟上，他可能成为英才，但如果没有跟上，这个人才可能从此就被埋没。难道高考分数高就能够说明是英才吗？不足以说明，所以我们之前缺乏一个精细化的评价，这个评价的成本加大，跟它的产出是直接相关的。如果不投入这么大的成本，可能导致很多人才被埋没，所以说这个成本的增加是值得的。 未来中国的考试制度改革，应该是首先定下大的方向，然后各个地区自愿自主地来参与改革试验，在这个实验过程中，给大家自主探索的空间，然后再总结经验，在更大的范围内去推广，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