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有科学——为中医药及东方文明进行的一次哲学“辩护” |
| 时间:2015-05-07 来源:毛嘉陵 |
| 更新科学观念，实行“一科两制”，确立“东方科学”的学术战略地位， 是关系到中医药存亡首要的认识论基础 百余年来随着西方文明在中华大地的广泛传播，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发生了强烈的冲击和竞争，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并取得强势地位后，不少国人逐渐对中国传统科技文化失去了兴趣和信心。然而，现代科技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它的局限和不足，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负性效果，这不得不使人们开始反思，期望重新评价东方文明、复兴东方传统。 “科学”被抬上了神坛 在知识领域认为只有按西方观念和标准确认的“科学”，才是惟一正确的真理。人们以是否为科学来评判一门学科、一个知识体系的“正确性”、“合法性”，并以此来制定一系列管理政策和社会“游戏规则”。 那么，什么是科学呢？《辞海》将其定义为：“发现和认识自然、社会、思维发生发展的知识体系。”《中国大百科全书》则进一步认为：“对各种事实和现象进行观察、分类、归纳、演绎、分析、推理、计算和实验，从而发现规律，并对各种定量规律予以验证和公式化的知识体系”。这些权威观点强调的是必须符合以上条件的知识体系才能称为“科学”。 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影响下，“科学”被片面地置换为“惟一正确”、“绝对真理”的同义语，甚至上升到意识形态。一说到科学就要求大家要“信仰科学”，所谓“信仰”就是不管它对不对，你都得信服它、崇拜它，这对以反宗教而生的科学是一个极大的嘲讽。 由此，那些即使认识到了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也具有实践性、可验证性，但不按西式术语表述、不按西式逻辑构成的东方知识体系，以及由于现代科技手段的局限，一些暂时无法被现代科技所认识和解释的东西，就会被列为“待验证的”、“伪科学的”、“不科学的”，甚至是“反科学的”。 1926年3月，新文化运动大师梁启超因血尿，被协和医院动手术割掉了没有病变的右肾，由此引起社会很多议论。尽管梁先生后来知道“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但为了维护“科学”的尊严，仍然在6月2日《晨报》副刊上为协和进行了辩护：“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察，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这虽然显示了梁先生的宽广胸怀，但对这样一个明显的医疗事故也不予承认，即使自己被错割了一个肾，还要如此“辩护”，同时也不忘批判中医药，这是否是我们所需要的科学精神？梁先生所认同的“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这实际上也承认了科学本身仍存在着诸多“缺陷”，并非大家想象的那样完美、神圣。 “科学”本来很简单 “科学”的英文“Science”源于拉丁文“Scientia”，最早的意思就是指“知识”、“学问”。17世纪传入中国后，中国学者根据《礼记·大学》中“格物而后致知”(意即通过对事物的研究而获得知识)，将Science译为“格致”、“格知”。明治维新时，日本学术界认为Science是指“分科的学问”，故译为“科学”。1893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将其引入中国，而后才逐渐流行起来。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认为：“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通的规律或结论”。我们一般比较强调科学的客观性(能确切地反映客观规律)、普遍性及可重复性(在一定范围内的广泛适应性)和系统性及逻辑性(知识的理论化体系化)等特性，但对科学知识本身的“相对正确性”认识不足，因为科学始终处于否定之否定的动态变化中，不同时期的科学只能作为那一个时期相对正确的认识，或更接近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是说任何最先进的科学都存在着一定的、或潜在的“错误”。今天正确的科学，在明天完全可能成为谬论。就是在今天的正确中，仍然会存在一定的误差。现代医学发展至今虽然已非常先进，但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仍有高达20%～30％的误诊率。美国科学哲学家夏皮尔曾告诫到：“科学中不存在任何绝对的东西……无论我们对它有多么确定和完善的理由，原则上都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即将来会产生怀疑和抛弃的理由”。 可见，科学的真实客观只能相对的“逼真”，科学的普遍性及可重复性只能体现在相对的时空“范围”内，科学的系统性及逻辑性只能相对的“完美”。这提示我们在崇尚科学、追求科学的同时，不能对科学过分地“顶礼膜拜”，更不能盲目迷信科学。有一位国外学者最近说：西方人早已没有把“科学”这个词等同于“正确”及“惟一”，而今天的中国人仍把“科学”当作一个判别是非的词语。 此外，还有一些哲学家对“科学”赋予了太多甚至过分局限的定义，或将“科学”概念及评价标准过度地拔高，不切实际地使其高深化、复杂化、狭隘化。按其标准判定，不仅中医药不是科学，就是西医也不是科学，这些观点能否作为一种社会认识理念推广，值得学术界慎重研究。我认为“科学就是在一定时期内相对正确的知识或学问”，因此，我们应回归到“科学”这个质朴而真切的本义上来，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正道。 中医药的生存呐喊 中医药作为一门东方的传统医药知识体系，在进入现代社会后，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现代科技文明的影响，使其原来的发展轨迹部分或全部改变。 20世纪以来，中医药在管理、医疗、教学、科研上遇到的种种困难和问题，归根到底，其深层次的原因，无不与“中医药学是否是科学”有关。否定者认为中医连治病的机理都说不清楚(指用现代科技语言、逻辑来表述)，怎么会是科学呢？20世纪早期新文化运动的一位重量级人物的观点就极具代表性：西医能说清楚道理，治不好病也是科学；中医不能说清楚道理，治好了病也不是科学。这种说法本身就缺乏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1905年，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其所译的《穆勒名学》按语中将中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他认为包括中医在内的九流之学，“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中对中医药进行了批判：“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为何物也！”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对中医药予以了高度评价后，虽然大家在口头上都会说“中医药是一门伟大的传统医药科学”，但在实际工作以及一些管理部门制定政策中，却并没有将中医药作为科学、或一门虽然与西方科学不同但同样正确的知识体系来对待。至今仍有不少学者坚持用他们信奉的狭隘的科学观来评判中医药，如有人长期在网上发布“中医能治好病也是伪科学”的所谓科学高见。2003年还有人在南方某报发表“中医是巫术，应该扬弃”的观点。 由于社会观念的西化，过度崇拜西式现代科技文明，如果一门学问不被认为是科学的，就意味着被沦为“非正确、非真理”。按照现在公认的西式“科学概念”来判别，中医药学科体系很难纳入其中，因为中医药学术形态、研究方法及价值观确实与现代科学不相一致，至少在目前还难以用现代科学术语来阐述中医药的治病机理。但出于求生存的本能反应，谁也不愿承认自己的学问不是科学，于是，在强大的现代科技的高压下，不少业内人士掉进了观念的陷阱中，要么“盲目地将西式科学的标签往自己身上一贴，就一口咬定说自己是科学”，这种没有哲学依据的结论未必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要么“用西医标准来检验中医学问，以此想提升中医药的科学地位”。由此造成的结果却是欲速而不达，欲生而不活，反而严重地制约和阻碍了中医药按其特有的发展规律而发展。 中医药的生存发展问题已讨论了几十年，总是陷入老调重弹的怪圈之中，十几、二十年前谈的问题，今天还在继续谈，照此下去，也许再过十几、二十年，仍然还是谈这些永远都“说不清，理还乱”的问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还是未能彻底解决好“在现代科技大背景下，到底应该怎样面对中医药这门独特的东方知识体系”、“中医药到底是不是科学”等核心的敏感问题。不摆脱唯西式科学主义的阴影，无论怎样努力都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医药事业的形象，也很难真正有效地促进中医药的学术发展。 因此，要想跳出这个怪圈，实现中医药事业的振兴，我们必须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审视中医药，从科学概念的认识观念上来一场革命，重新认识“科学”，重新定义“科学概念”，创立多形式的评价标准来认可多形式的知识体系。只有观念上的变化，才能从根本上纠正中医药发展中出现的不正确导向，中医药也才能享受到应有的科学地位和“独立人格”。否则，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方知识创造，在永远不会被认可为西式“科学”的情况下，只有死路一条，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被人卡住喉咙的“苟延残喘”，或进入“安乐死”状态，这种活法能使中医药振兴吗？ 科学上要“一科两制” 我们不否认现代西方文明对当今世界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正是这种贡献才使其在与东方文明的竞争中取得强势地位，但处于弱势地位的东方文明仍不乏闪烁着科学智慧光芒的奇珍异宝。我们并没有认为现代的科学观不对，但却强烈地感受到了它的不完善、不客观、不公平，因为它在有意无意间带上了“偏见”。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科学的标准，科学的模式，也应当是多形式的。东西方文化在认识论、方法论、思维学和价值评判标准上的差异性，决定了东西方知识体系不可能用统一的标准予以评价。对此，也有人认为只有文化才能搞多元化，科学不是文化，只能有一个标准，其实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使在西式的现代科技体系中，也难以用一种方式解决所有问题，就连大名鼎鼎的英国科学家霍金也承认：“不太可能建立一个单一的能协调和完善地描述宇宙的理论”。 目前仍有不少人想以一种医疗形式来一统天下，不承认非西医药治疗方法的疗效和学术地位。更有人认为即使中医药有疗效，也不能证明中医药就是科学，如此狭隘地理解科学，将科学挟持上了“窄船”，这本身就是科学的悲哀，同时，也暴露出那些科学“卫道士”严重的学术“霸权主义”思想。事实上，中医药对临床上不少疾病有非常好的疗效，而且对一些慢性病、疑难病的治疗，还可以发挥西医难以取代的作用。如果中医药学没有认识到疾病的诊疗规律，就不可能有疗效，有疗效至少就证明了这个知识体系的正确性。 在讨论中医药的科学性、科学价值问题时，我们不能忘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更不能忘了邓小平同志著名的“猫论”认识观：“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对医药卫生领域来说就是“不管中医西医，治得好病就是好医”。因此，我们希望能够从更广泛更现实的意义上来看待中医药的科学问题，“有疗效就是硬道理”。 既然“科学等同于正确和真理”这个观念已在社会上、学术界根深蒂固，并成为约定俗成的事实。在此情况下有的专家想另立与“科学”相对立的全新名词概念来表述中医药等东方知识体系，还有的专家认为中医药不一定非要进入科学体系，这些思路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来研究还是很有必要的，但似乎缺乏推广的现实性。比如，欧洲人不同于亚洲人，我们不能以欧洲人的蓝眼睛标准来评价亚洲人，认为没有蓝眼睛就不是“人”。亚洲人也没有必要为了与欧洲人区分，就放弃“人”的称谓和做人的尊严而另找“冠名”。对此，我们首先必须承认我们都是“人”，在此基础上再按人的不同“品种”进行细分，并相应地分为白种人、黄种人等等，这是谁都懂的再普通不过的道理。 因而，我们不能从“科学”的阵地上退出，必须围绕“科学”二字来做文章，对这二字赋予新的含义和进行层次上的分解，使其能够涵盖东西方文明不同的知识体系。下面我将“科学”分为两个层面来阐述： 1.第一个层面，即“基本形态”。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知识体系，只要它认识到了客观世界发生发展的规律，具有可验证性、可重复性、真实有效性，或者说是具有确切的实践性，就应认定它为“科学”，享受同等的学术地位。 2.第二个层面，即“多种形式”。基于以上第一个层面的认识，我们将世界上不同形态的知识体系，按其起源的地域性分为以下两大体系： ①西方科学体系(简称西方科学) 西方科学起源和盛行于欧美等西方国家，影响世界各国，目前属于国际上的主流知识形态，也即现代主流观念所认可的“知识真理”。以现代逻辑思维方式为主，对客观物事进行分解、还原研究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强调可视的物质性、理化性、空间性、结构性，重视普遍规律性，具有微观化、定量化、标准化、统一化、机械化、线性化等特征。常常通过对低层次物质运动的研究来解释高层次的物质运动，但这种方式并不能解释所有高层次物质运动的问题，这也是它的局限所在。当然，新兴的现代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也在试图弥补这些不足。 ②东方科学体系(简称东方科学) 东方科学起源和盛行于中国，流行于亚洲地区的日本、韩国、朝鲜及东南亚等东方国家，目前处于弱势地位。以形象思维方式为主，对客观物事进行整体的形象概括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强调物事的整体性、类别属性、时间性、功能状态，重视个体特性，具有宏观化、定性化、非标化、个性化、随机化、非线性等特征。常常通过一些宏观的观念、经验和理论来诠释所有的物事变化，除部分来源于微观基础而外，也存在不少较主观的臆想，这也是它的不足之处。 简而言之，东西方两种科学体系的根本区别主要在于着眼点的不同，就如马戏团驯兽，既可以用“有形”的动作敲打它，也可以用“无形”的声音呵斥它，都能达到让动物按指令表演的目的。西方科学着重在具体的“物”(结构基础)，东方科学着重在无形的“意”(功能状态)。西方科学在“物”的研究上能够突飞猛进，势不可挡，而一旦涉及到了意识、精神、功能态时，往往就束手无策，因为这类东西并非具体的物质存在，也难以量化，比如谁能对疼痛、忧虑、烦躁、情感进行量化，用数字表示出来？东方科学则避开了对“物”的追求，选择了从类型属性和功能态的角度去把握世界，常常能出其不意地解决西方科学解决不了的难题。在认识清楚东西方这两种科学体系有着不同特性后，我们就应有针对性地实行两种不同的管理制度，这种做法可简称为“一科两制”。将其移植到医药上就是“一医两制”，这与现行的“中西医并重”有本质区别，因为在以西为主的“一制”之下，实际上是很难真正实现“并重”的。 通过对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在学科形态上的划分，可望避免中医药等东方传统知识体系，在与西式科学发生冲突后，被草率地划入到科学的对立面之中去。因此，我们要旗帜鲜明地肯定“东方科学”的学术社会地位，在科学上实行“一科两制”，中医药事业才可能重振雄风，更好地完成为人类健康服务的伟大使命。 中医药并不“玄” 下面仅就两个最为敏感的中医药学术评价问题作一简析： 1.中医药有没有“标准”？既然是科学，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科学都要讲“标准”或“认识准则”，中医药治病有没有个“准”呢？虽然中医药属于东方科学，注重从类型属性上去分析解决问题，尤其是辨证施治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仍然还是有“章”可循的，如果没有标准，没有认识到疾病诊治的规律性，也就不可能有疗效。张仲景《伤寒论》的398条经文，就是一个典型的辨证施治“标准”，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医诊疗“标准”，只不过它是一种不同于西医的知识形态而已。 2.中医药有没有“可重复性”？不少人对中医药的可重复性提出质疑，认为中医药的治疗方法很不稳定，治同一种病有若干种方药，让人无所适从，由此认定中医药缺乏可重复性，进而认为中医药没有科学性，其实这正是中医药临床“灵活辨证”的优势所在。这种问题的提出，完全是从西医治“病”的角度在看问题，同时，也说明这些人缺乏中医药的基本常识。虽然大家口口声声都会说“辨证施治”，但却并没有真正领悟这4个字的真谛，也并未真正在临床上实践这4个字。须知，中医以“证”为核心，拥有“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灵活的、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临床诊疗方法。可见，中医药临床重点抓的是“证”，而不是“病”，更不是西医的“病”。只要辨证准确，就能收到良好的甚至是神奇的临床疗效。因此，从“证”这个角度来讲，中医药肯定具有可重复性，关键是我们能否在临床上熟练地运用中医药理论，准确地“辨证”，合理地“施治”。 姓“中”就要办“中”的事 我们应充分地认识到中医药是一门至少在现在还难以从本质上与西方科学彻底融合的“东方科学”。因此，我们应该树立起自己的学术“尊严”，如果不切实际地套用西式观念来管理和研究中医药，看似先进，貌似现代化，搞不好丢掉了自己的特色优势，还会落得个“不伦不类”。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中医药政策时，应考虑到中医药的学科特殊性，充分遵循东方科学的发展规律来发展中医药事业，必须努力突出中医药特色，敢于承认自己姓“中”。如果自己都不敢承认自己姓“中”，还能搞好“中”的事吗？下面就如何发展中医药事业提出几点个人建议： 1.塑造中医药科学形象 ①中医药有关部门应有针对性地经常对社会宣传党和国家的中医药政策、方针，广泛传播中医药科学观，努力维护中医药的声誉，在涉及中医药重要事件时，应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以表明立场。 ②中医药专业媒体有责任、有义务向社会广泛宣传中医药科学知识。 ③呼吁社会媒体更多地从正面宣传中医药学，让社会充分了解中医药这个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现状，以寻求强大的社会力量来推动和发展中医药事业。 2.突出中医药科学特色 ①中医药医疗。如果不突出中医药特色，很显然就失去了办中医院的意义。因此，国家应针对中医院制定一套有利于突出中医药特色的管理和考评政策，以及合理的定价标准，特别要制定“中医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现行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没有中医药内容)，否则，在中医药临床出现问题后，我们连法律解释的依据都没有了。我们必须让中医院能够理直气壮地姓“中”，才能坚定不移地开展优质的中医医疗服务。 ②中医药教育。必须进行中医药教育改革，要按照中医药知识传播的特点组织教学和临床实习，必须重视中医药经典教学，不宜忽视中医临床“师带徒”的教育方式。在中医药大学的《自然辩证法》的教学中，应增加新的“科学”概念和“东方科学”观念的内容，让受过现代西方文明影响的大学生们，充分了解中医药的科学性，进而从思想观念深处认同和接受中医药学，从根本上巩固中医药学生的专业思想，增强从事中医药事业的信心。 我曾多次呼吁“中医药教育，也应从娃娃抓起”，建议有关部门尽快探索创办中医药大学附中的可行性。同时，在中小学教材中的有关部分，应增加和强化中医药内容。 ③中医药科研。国家在鼓励广泛吸收现代科学成果、引进新的研究方法以多形式、多学科开展中医药研究的同时，也应维护和提倡按照中医药学术特点进行的知识创新。 ④中药材及中成药产销。现行的中药新药申报审批制度、中药生产企业的GMP改造和中药饮片管理，在向标准化、规范化、现代化迈进的同时，这种“大跃进”是否有不符合中药产业实际的问题存在，值得有关部门和专家进一步调研。 3.创立中医药科学评价管理体系 近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已经没有充足的理由，再继续按西式观念来评价管理独具中国特色的传统医药事业了。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敢“承认”自己的智慧，还要处处按别人的“脸色”来行事，这能管好传统科技文化事业吗？因此，当务之急，我们应当有勇气制定一套相对独立的真正属于中医药的评价管理体系。在此，建议新订和重新修订中医医疗机构管理及考核、中医药科研鉴定、中医药人员职称考评(应以临床疗效为主要依据)、执业中医药师考试、中医临床诊疗规范(包括诊断、治愈标准)、处方权限(中医师的西药处方权限，西医师的中药处方权限)、中医医疗事故处理(此项特别重要)、中药不良反应鉴定、中药新药申报审批办法及中药产品质量认证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否则，中医药的医疗、教育、科研都不可能真正突出中医药特色，开展优质的中医药医疗服务也就只会是一句空话。 补记：为什么要“高谈阔论” 这次我受命负责“2004年中医药科学论坛”的具体策划组织工作，在会前会后都有人问我：“召开这个会讨论中医药的科学与哲学问题有什么意义？”、“对中医药发展能有多大的帮助？”、“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我可以回答的是，这种“务虚”的“高谈阔论”，不仅不能直接解决任何能够掂量出有几多价值的有形的问题，而且也不敢说讨论了这些问题，就能立即使中医临床疗效提高多少个百分点，那么，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此时，我想起了20世纪70年代末针对“两个凡是”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这场也可以说是务虚的讨论所形成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等重要思想，最终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认识论基础，它的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今天，中医药在现代科技文明和市场经济的“五彩缤纷”诱惑下，又一次站在了足以改变未来命运的十字路口上，中医药将何去何从，牵动着每一个岐黄传人的心。我们期待着这种形式的讨论，能够逐步理清以下问题：中医药到底是不是科学？如果是，它又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其理论依据和哲学基础何在？如果不是，中医药又是什么呢？当然，讨论的所有结果是否正确，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但最后该怎么决策，又该怎么做，那就不是这些“高谈阔论”的专家的事了。 很显然，仅仅只有这一次论坛，是不可能将所有问题都能讨论清楚的。我赞同李振吉副局长、李大宁司长和陈贵廷社长的意见：将这种形式的论坛继续进行下去，并努力使它的影响逐步扩大，成为中医药乃至整个东方科学文明的一个思想库、智慧库……（毛嘉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