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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高考的“临川”样本:北京上学 老家考试
时间:2017-01-18  来源:admin  
张雷清楚记得,知道北京临川学校是在去年七月的一天,晚上九点,挂完告诉他消息的江西朋友电话,十分钟都不到,就连夜驱车赶往昌平郊区。
  六环之外,灯光越来越稀疏。三小时后,抵达已是深夜十二点。
  儿子已经中考,高中却还没有着落,这个外地孩子的家长心急如焚。
  临川学校的存在犹如救命稻草:坐标北京,对外地学生不设门槛,有全国统一学籍,上全国教材,将来可以回原籍高考,符合条件也可以在江西参加考试。
  虽是民办校,但有江西公立名校班底,校风严格。
  像张雷一样星夜兼程紧急造访的家长不在少数。北京临川学校的存在,虽有家长的无奈之感,也是人口流动和教育资源分配冲突现状之下的一种缓冲和探索。
  一线希望
  为了儿子上高中的事,张雷已经焦虑了大半年。张雷祖籍山东,小时候随父母到新疆,儿子是新疆户口,在北京无法参加高考,也无法进入公立高中读书。
  接待他的招生老师,耐心听完一肚子苦水,像迎接很多第一次远道而来的家长一样。
  深夜造访,虽然感觉校舍偏远清冷,硬件也和儿子之前上的人大附中西山校区相距甚远,但他至少有个底了。
  这所学校,不需北京户口或居住证,上的是全国卷教材,入学就有全国统一学籍,可确保孩子不用离开北京,三年高中后,至少可以去江西或原籍高考。
  第二次到学校和校长详谈之后,张雷快速下了决心,带儿子来报名。
  在此之前,他已经去过河北的重点中学,也和几家以出国留学为目标的国际学校谈过,但都不满意。
  河北重点校要求在当地高考,竞争激烈,学习强度恐怖,他不希望儿子压力过大,也不希望他过早离开身边。以留学为目标的国际学校,张雷则认为风气不好,有家学校明确提出,先交2万,考上了直接进,考不上花钱也能买进去,“作风不正,我不希望孩子去这样的地方读书。”
  在最后关头,得知临川学校存在的张雷激动不已,但儿子的第一反应是不愿意。他之前的期望是:“找一所和初中人大附中西山校区一样好的学校。”
  父子战斗了一段时间,还爆发大冲突。下围棋的儿子一向沉稳懂事,突然变得无法沟通。
  “要上你们自己去那里上!”张雷第一次动手打了儿子。他后悔,但无奈。“孩子不明白什么政策,他唯一能恨的就是身边最亲的父母。”
  最终,一家人还是开车送儿子去临川面试,穿过村子和空旷的马路,儿子沉默了一路。
  当时儿子中考成绩已经出来,500多分,因为中考前心态不稳,有所退步。
  但在临川学校办公室里,经验丰富的校长魏媛媛对急躁的张雷说,让我来跟孩子谈谈吧。家长和孩子之间僵持的场面,她并不陌生。交谈之后,她称赞了张奕超的中考成绩和围棋天赋,并表示,学校非常欢迎他来学校就读,并愿意提供奖学金激励他努力进步。
  张雷看到,张奕超的眼神有了微妙变化。之前那股别扭劲似乎一下子松了。“我很感动,我看孩子也感动了。就是有种被接纳的感觉。”
  回去的车上,气氛轻松了很多。张雷跟儿子开玩笑:“儿子,你成土豪了,请我们吃饭吧。”
  一家三口找了家饭馆吃了顿中饭,这大半年的奔波、矛盾、郁闷,总算有所释放。
  报完名后几天,两位临川学校老师坐公交过来给张雷的孩子送了两本作业,天气很热,他们坐车单程就要3小时,“太暖人心!”
  上高中的事儿就这么定了。
  像张雷一样星夜兼程、冒着酷暑或大雪紧急造访临川学校的家长不在少数。此前,因为孩子上学的事儿,这些家庭都已经历了长期煎熬,在送回老家、考虑出国、去河北等选项中徘徊已久。临川学校的存在,戳中了这些家庭的痛点。而学校的创办,也是外地人在北京越来越高的求学门槛下的无奈创举。
 
  异地办学
  校长魏媛媛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准时到集合点迎着朝阳向学生问好,激励学生开启充满干劲的一天。然后全校四、五百名师生整齐列队,绕校园晨跑。
  跑完步,是早读时间,为了训练朗读能力和记忆能力,学校规定学生要站着大声晨读。老师在讲台上领读,学生们跟着齐声朗读。
  这样的画面被老师们拍成小视频,发在家长群里,家长群里一片称赞。
  晚自习时间从6点40开始,9点20结束,初高三延后。下晚自习,班主任总结一天班级情况,一天学习才能结束。
  在不大不小的校园里,找到魏媛媛并不难,大多数时间,她都在校长办公室,不是接待各类到访者,就是开会座谈、听课或和前来面试的家长、孩子聊天。
  晚上,看到有一孩子还逗留在走廊,魏媛媛走过去问:怎么没进教室?孩子看上去不舒服,她嘱咐其赶紧去校医务室。像一个大家庭的长者。
  走在校园里,她每天都能接受到学生“魏校长好”的问候,甚至有孩子会鞠躬行礼,这让她感到骄傲:“做什么事业能拥有培养孩子这样的成就感呢?”
  魏媛媛曾是第四届全国优秀英语老师、江西重点中学临川二中原工会主席,2013年担任北京临川校长至今。
  回顾起学校从最初的七十几名学生起家,到今天四、五百名师生初具规模的办学经历,她非常感慨:“我们都知道,北京的教育资源是有限的,全国各地的人都在这里上学,北京的教育资源满足不了。再者,这个城市的承受能力也容纳不了。北京现在是一个两难的境地,外地人在这里上学很难,如果放开高考北京承受不了。我们应表示理解,与其抱怨去打“口水战”,不如寻找一个更好的方式,来缓冲眼下的矛盾和冲突。”
  魏媛媛介绍,这所学校是由来自临川并从事过教育事业的胡雨龙先生牵头,企业家陈显荣等人投资,临川一中原校长卢国兴任第一任校长,于2012年创办起来的。
  当时初步估计北京有40万人江西人在北京打拼。在特大城市人口膨胀、限制外来人口的大趋势下,江西人的子女也面临着入学难的问题。建校初衷,便是帮江西老乡解决孩子上学问题。
  京城寸金寸土,校舍选址则几经周折,一直搬到现在已经是第三个校址。学校地处六环出口处,吉利学院园区内。虽然在偏远郊区,但胜在环境幽静,设施齐全,“这就是学校该有的样子。”魏媛媛满意地说。
  2012年刚开始招生时,知道消息的江西商会老乡,送来了第一批七十多个学生。后面口口相传,逐年增加到100多,200多,现在已有400多名学生。
  2015年,江西省取消自主命题、推行全国卷后,临川学校开始接收外省学生。
  今年,随着北京幼升小教育资源的紧张,“五证不齐”的“北漂”孩子面临小学都上不了的问题。学校又应家长要求开了小学班。
  “现在已经又有家长希望我们办幼儿园了。得按规范来。”魏媛媛说。
  魏媛媛介绍,学校现在虽然百分之七八十的生源是江西籍,但其他孩子来自五湖四海,覆盖全国20个省份。
  孩子们的家长则主要是小中产,做生意、开厂的,也有少部分白领阶层甚至大学教授。他们在北京打拼多年,为孩子上学离开这个城市放弃事业也不甘心。于是成了最纠结的阶层。
 
 
 
  小候鸟
  来临川的孩子,不少都有过和父母分离做留守儿童的经历,有的则在老家和北京之间反复辗转,是动荡不安的小候鸟。
  钟子洋是今年9月临时跳上火车,从老家江西瑞金来临川的。他已经在本地报了名,领了书本。
  能回北京,钟子洋虽然高兴,但也有些犹豫,毕竟他已经历多次转学。
  但在参观了北京的宿舍后,他立刻决定回来了。在老家,一个宿舍住16个人,走廊上甚至加了两个床位。没有淋浴,要自己打水抬上楼。而在临川学校,一个宿舍6个人,条件也好很多。
  这不是钟子洋第一次回到北京。
  六岁前,因为父母在外打拼无暇照顾,钟子洋在农村爷爷奶奶身边长大。虽然爷爷奶奶很疼他,但他至今记得那种孤独的感觉。
  “有小偷,狗叫,没有灯,晚上点蜡烛,很害怕。”
  六岁时钟子洋被父母接回北京上小学。此前他已经在老家读了一遍一年级。
  “两个一年级有质的差别。”老家是泥土墙,一排板凳,除了在家里看电视写作业无事可做。北京都是木质桌椅,还有春游。老家的孩子很多是留守儿童,比较内向,北京的学生一开始就跟他打招呼。
  “以前就认为北京好,来了也觉得好。”父母在,玩的地方也多。他原本以为自己可以一直待在父母身边了。但小学毕业又被送回老家上初中。
  “前两年都很难受,不想跟他们说话,方言也听不懂。”虽然在老家生活过,但回去依然感到很陌生。课也跟不上。原来一个班有30个学生,现在一个班有80个人,自己坐得靠后太吵也听不见。
  这些又勾起了小时候那种孤独无助的记忆。钟子洋再次封闭自己。
  直到初三,钟子洋才慢慢融入了,开始听得懂方言,有了朋友,却再次面临转学。
  但这次回北京的适应却比想像快得多,回到父母身边的钟子洋变得很“啰嗦”,周末回家能把父母聊烦了。“挺高兴的。”虽然偶尔也会想念老家的朋友。
  提到江西老家,钟子洋有复杂的感情。但13岁的女孩韦靖宇则对“老家”毫无认同感。
  2003年,因为非典回到江西鹰潭出生后,韦靖宇一直生活在北京东城。内心深处,她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北京孩子。
  小学在崇文门小学,初中在前门外国语读了半年,考虑到中考不太方便,今九月转学到临川。
  老家于她曾是个遥远的存在,是家乡堂哥口中“早上4、5点起床啃个馒头就上学,晚上学到1、2点,因为穷,只有读书一条出路”的地方。
  “要是回去,我肯定受不了。”
  以前,听到老家朋友看她的试卷感叹“你们的题好简单啊”,韦靖宇只觉得庆幸。但在得知自己要回去高考后,一想到将来要和这些孩子竞争,就忐忑不安。
  临川学校的学习强度比她之前上过的公立学校都高很多,刚来时也偷偷哭过。但经过两个月的适应,韦靖宇已经进入了节奏,至少心里踏实了。
  “现在努力了,以后回去也有了底气。之前在前门读书时,老想着,哎呀,学的都不一样将来怎么办?”
 
 
  在“临川”
  因为修路,临川学校正门目前被封闭在工地之内,只能从吉利学院正门进入。不知道的人不会想到,吉利学院一角,掩藏着几百个外地学生的高考梦。
  主教学楼前,“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的竖匾很醒目。教学楼内,则挂着临川名人汤显祖、王安石等古人画像。提示着1500多公里外的江西临川,曾是著名的才子之乡。
  因为求学遇阻,孩子们来临川之前都有过不被接纳的阴影。
  有的虽在北京公立校读书,但总觉得借读在人家的学校,不踏实。有的被送回老家后,自暴自弃干脆辍学。被父母临时拉回来。
  孩子们来自不同的土壤,学习基础参差不齐,心态也不稳定。“学校要在短时间内帮助他们走上正轨,进入统一的临川节奏。”
  魏媛媛说,学校创始人胡雨龙制定校训时,把“阳光、自信”放在了“笃学、超越”前面,就是看到了学校的特殊性,学校首先希望帮助这些孩子开心起来,正确地认识自己、看待社会。
  因为孩子在北京受歧视,家长普遍怨气重,学校也“教育”家长,不要在孩子面前发牢骚,表现太多的负能量。
  有了落脚之处后,对面临回老家高考的孩子来说,成绩始终是硬杠杆。
 
 
  临川教育对于许多江西人来说并不陌生,是江西省优秀教育资源的代表,相当于湖北的黄冈中学、河北的衡水中学。北京临川学校作为民办学校,有部分临川公办名校教师班底,更希望将临川教育的刻苦精神复制过来。
  建校之初就从江西来到北京的老师王志奇介绍,“这里的孩子大部分在北京上过学,也许是动荡的经历,一些孩子对学习认识不足,学习动力不大,知识基础和学风的提高都要花功夫。”
  为了抓学风,学校采用封闭式半军事化管理,所有学生和老师一起住校。4名教官,不仅教孩子们生活自理,把被子叠得像豆腐块,也帮助维持教学秩序——谁在课堂打瞌睡都逃不过他们的“法眼”。
  为了促进诚信和考风,学校专门针对有“苗头”的孩子设立特殊考场,校长亲自监考。
  学校对学习基础弱的孩子有特别的“导学”策略,那就是学校直接将“三本”推广到全校——每个学生都有笔记本+作业本+错题本,老师批阅签字,校园宣传栏中常有学霸晒笔记。老师出题下手也比北京老师“狠”。每次月考,学校的试卷被上传网上,都有几百万上千万下载量。
  去年从江西重点中学抚州一中来到北京临川学校的老教师冯健说,虽然这所学校生源目前不如江西重点学校拔尖,但在公立名校从事教育30年的他能够感受到这个民办学校的上升趋势。学校经营也从这几年的亏损中,逐渐走向收支平衡。
  2015年,北京临川学校迎来第一次高考:高三毕业生30人,达重点线2人,达本科线以上有11人,全部考生都超过了大专(高职)线。
  2016年,高三毕业生33人,达重点线6人,达本科线15人,达线率45.4%。
   两届都有学生考入首都师范大学等北京的学校,通过在外地参加高考,重新回“家”。
  随着生源倍数扩张,这所专为“北漂”孩子创建的民办校,从最初的“让孩子有学上”,到“狠抓成绩”、“情商培育”,正彰显出“办一所负责任的适合孩子健康成长的学校”的长远目标。
  “我对临川学校是很感激的。”家长张雷说,不指望孩子一定考北大清华,只希望孩子能过一段正常的学习生活,在需要的年龄留在父母身边,形成健全的个性。
  张雷知道,儿子是北京市的围棋小明星,曾经多次代表学校在国内外比赛中夺冠,也曾因围棋成绩被选拔到人大附中西山学校,却在升高中时不被认可,心中不是没有遗憾。
  现在,张奕超已经在临川两个多月,从最初的抵触到逐渐适应,上次月考成绩是班级第二名。他还参加了临川学校的围棋社团,并且是社团教练,开朗了不少。
  尘埃落定,谈及之前因择校和父亲“战斗”的经历,围棋少年张奕超说:“那时候是我执迷不悟吧。”
栏目:聚焦人物
作者:张亚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