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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传播看科学精神
时间:2015-05-07  来源:朱效民  
科学精神,从比较狭窄的意义上理解,可以认为是科学家在科研探索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特有的精神气质。然而即使近代科学确立以来,科学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相应地对科学精神也越来越有相对多元化的理解和认识。当今社会日益呼唤科学精神,而从科学传播的角度看,以下几个问题应该值得思索和探讨。
其一,科学精神也是发展变化的,不同时期需要有相应的提炼。科学家常常推崇科学探索求知的纯洁性,竺可桢先生曾经说过,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但在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的今天,科学不仅对我们的物质生活带来极大影响,同时也对我们的精神生活,乃至信仰世界带来巨大冲击,此时的科学家还能够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吗?当年居里夫妇和伦琴无偿地把提取镭元素、制造X射线方法向社会公布的行为无疑促进了科学进步,造福了人类社会,但今天的专利制度、知识产权保护更是“为天才之火浇上利益之油”,同样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了造福社会的效率,并且经过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选择。由此可见,美国社会学家默顿上世纪40年代总结的诸如公有性、无私利性等科学的精神气质需要赋于新的时代内涵。因而不同的时代对科学精神应有相应的积极提炼和发展,否则一味儿地宣传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的科学精神,将会由于脱离现实而难免让人产生“桃花源里可耕田?”的疑惑,甚至遭遇抵触。
其二,科学精神应当有所分类,以适应科学以及社会的发展。不同类型的科学研究活动(如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等)对科学家精神气质的要求显然是不一样的,这也可能是不同研究类型的专家们谈起科学精神来往往莫衷一是的原因。比如丁肇中先生说,基础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而我国的载人航天则强调“万人一杆枪”、团结协作、淡泊名利的精神,可见二者旨趣迥然不同。在当今创新时代,科学研究成为创新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很大程度上说创新的落脚点在于创造新的财富,所以今天的创新时代也是一个求知与逐利齐飞,科研与金钱共舞的时代。也因为如此,当代中国的科学英雄就要首推袁隆平和王选了(而不再是一心一意钻科研,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陈景润),其明显特征是学术研究及其成果适应现实需求,带来市场收益。袁隆平和王选在其科研创新活动中体现出来的科学精神也显然与陈景润式的科学家有所不同,但无疑也代表着新的时代科学精神,同样值得尊重和宣扬。通过分类,将不同科研类型的科学精神定位清楚,也有助于公众更好的了解和把握,避免对科学精神的传播信息产生混乱甚至相互冲突的印象。
其三,科学精神的传播需要考虑对象和环境因素。在科学技术和现代社会相互融合的今天,作为时代精华的科学精神越来越是“科学”与“社会”两方面共同塑造和选择的产物,其塑造和选择的过程也需要传播对象的民主参与,并建立相应的监督保障机制。此外,由于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并非是中华文明的内生产物,科学精神在中国的传播不但是任重道远,而且是阻力重重。这提示我们,传播科学精神不能只想着从外部(传播方)注入,还要考虑我们自身文化环境的阻碍因素。例如,当年吴大猷先生就感慨说,如果李远哲是在台湾作科学研究(而不是在美国),即使是同样的实验设备、同样的研究成果,李远哲也断断不可能得到诺贝尔奖。如今华裔科学家已有多人相继获得诺贝尔奖,而我泱泱新中华,举国上下半个多世纪仍无一人蟾宫折桂,问鼎诺奖,这其中文化环境方面的阻碍因素尤其值得关注和检讨。

近代以降,国人对西方科学的被动认识走过不少弯路:“先是在船坚炮利的技术层面上,然后进入到船坚炮利后面的声光化电的知识层面上。再后,才深入到船坚炮利、声光化电后面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层面上。” 著名科学家顾毓琇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撰文提倡“以科学的精神光大中国未来的生命”。然而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在感叹中国社会科学精神的匮乏,仍需大力宣扬和传播科学精神,可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